by譚以諾
「…..最後不得不提李維怡的《行路難》。她一路從事社會運動，以不同的媒介「記錄」和「再現」低下階層面對大環境、權力和政治的庶民生活，小說是她其中一 個出口。這本書中，多篇都是關於小市民面對生活上種種難題的掙扎。小說或許沒能提供出路，但至少提供了適當的語言讓「局外人」去了解小市民，去了解個體生 存的掙扎。若大陸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熱為「老百姓」提供了文化上的想像和形式，那麼，同樣地，李維怡的影像和文學就為二千年代的香港提供了「小市民」的想 像和形式了。
在體制與自我之外
有趣的是，在一次訪問中，李維怡談及她幼年的經驗時，說「這幾年主日學的閱讀經驗，應該是很重要的，因為它為我締造了『體制（別人的）世界』和『我 的世界』之外的『神聖世界』。」雖不知她是否信徒，但「神聖世界」這說法卻為她的作品注入「信仰」的向度︰「這個『神聖世界』讓人覺得，『自己』可以成為 比『自己』更多的東西，但這卻並不意味要去成為『體制世界』的一部分。」
李維怡的「神聖世界」與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烏托邦式未來」很類似。甚麼是真正的革命呢？對齊澤克來說，革命不是已然實現的現實，也不是遠方未來的應許。「革命的經驗，並不是為未來 世代的幸福和自由而要承受的艱苦，而是在艱苦中，照見幸福和自由投下的光輝―在艱苦中，我們已經自由縱然我們還在爭取自由；我們已經幸福縱然我們還在爭取 幸福。」那比自己更大的「神聖世界」，就是已然臨在但仍在爭取的「烏托邦式未來」。他倆的說法，難道不就是基督徒所應有的「天國視野」嗎？……」
摘自: [庶民小說．體制社會．天國視野], 原文刊於《文藝通訊》（2011年1月號）
行路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