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博客評論:行路雖難 難也要走(連對話)
花了點時間終於把李維怡的第一本文字結集看完,這是一本贈書,也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本贈書。事源是<<字 花>>的20期當中有一個贈書活動,在當中9本讀物之中,我有幸收到了它。我和作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都是讀新聞系的人,雖然地方不一 樣。不自覺地與她有一種超時空的共鳴感,同時也有的是一份對她小說故事當中的人物有一份的身份認同的感覺。各個故事,跨越了香港的發展背景,從今時今日的 中產角度看回成長的記憶,有著一份「生於斯,長於斯」的感情。當中的故事雖然沒有什麼的好結局,只有淡淡然的一份流逝,飄落在空中的失落感。
我比較喜歡的故事是<<那年夏天裡我們的蛹>>和<<笑喪>>,都是長篇和有關成長的故 事,<<那年夏天裡我們的蛹>>當中的何宇漫,何宇明,小碧三個之間的微妙關係,從小學再講到青年,結婚,離婚,重遇,一段一段 的感情,一個一個熟悉的地方,是那麼的親切。就看著一個人的成長蛻變,命運的更替,人物的生活上的改變。好像是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插曲,各種不同的事件圍繞 著我們的生活,改變著我們內在自身的意識形態。生命的流逝之餘,時代巨輪卻不自覺的轉動。生老病死,都是我們避不開,躲不過。這不只是故事中會發生的事, 還有的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從故事中我們享受著生命的盛宴,生命的衰敗與生命的無奈。
讀著讀著,一邊想香港少有這些社會 寫實的作品,人性的真實。正如作者說的在大世界中寫作我們享受著被拋擲的快感和痛苦。這一類的小說不是看年青人無事強說愁的文章,而是真實的讓你享受著不 一樣的人生。我們這一群80後90後,似乎什麼都擁有,但內心卻是被挖空的,大家都喜歡物質而沒有想過滿足現已足夠的思想。
除了看到這些外,還看到了不同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提升,社會的流動。作者是社運界的革命者,也是文字的革命者。在這個別人口中的文化沙漠中帶領著一場文 字和社會的革命。低下層的人,中產都在抗撃著一個無形的不公平。我認為當中小說的人物也與作者有著一定的關係,例如是<<笑 喪>>中的林采希,她的主動,她在一些事件之後的憤怒,一種的自身的覺醒,不甘於平凡。有主見的少女,我相信這是維怡的縮影。
一向我都喜歡現實主義的文學,電影和藝術作品,我認為這一種的現實就是我們的生活。它也是美的,是一種現實美。至於為共同體的寫作,我認為是必然要發生的事實。寫作可以是很個人的事,但文字卻包含著一種的公共性,對現實不滿的發聲,是一個話語權。
面對著這一條難走的路,行路難,但難也要走下去。每條路上總會遇到不同的事,改變著你,衝撃著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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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szeman,
你好.友人告訴我網上有人寫了一個評論,而我也正陸續把對這本書的評論放上書的網誌, 希望得你同意, 可以轉載。
另外, 很高興你喜歡這書,只是有數點可以商榷. 比如說, 我可絕對不敢說自己在[帶領一場革命], 其一是,以現在的付出程度, 遠遠未及;其二是, 我很懷疑,這個世界如再有一次革命發生的話, 那應該是[帶領]意味極淡的才算是真正有發生了。
至於是否為共同體而寫作, 我想, 你談的是一種效果的問題, 而張歷君和我在談的, 是一個主觀意願和傾向的問題。
最後, 我想, 每個人的書寫或創作都一定有自己生活的影子,而一個人的生活是由很多其他不同的人所組成的, 因此,也可以不必太在意某個角色是否那個書寫的人, 反而, 作為讀者, 尋找那個人的那一部份比較像你, 或像那個身邊的人, 那些書中的關係是否在反照某些你未察覺而關於自己的事,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吧。
李維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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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怡
要轉載倒沒有問題,隨時歡迎。在想的是在大世界當中,作家與讀者之間再不是封閉式的關係,而是改變了成一種開放性的交流。透過網路連成一體。小妹的文筆不太好,以上的評論也只是一個小小的感受,若有不對的地方,請多指正。
讀者在書中找尋的是不一樣的自己,就像一塊鏡子照著與自己擦身而過的自己。無論性格上,生活上都有共同的地方,才會有一份的親切感。
sz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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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eman
謝謝.
我想,我希望,那不單是擦身而過,而是認識另一個或多個自己, 亦即另一個或多個世界吧。
那就連我們的對話也轉載了,那較為完整。
http://indivisiblebeing.wordpress.com
李維怡
友人短評: 序言書室短介
轉載自http://www.hkreaders.com/?page_id=96/#0203
遊走於文學創作和社會運動之間，李維怡藉著寫作來重現她的經驗，在她第一次結集出版的這本短篇小說集裡，讀者不單感受到作者對社會現實最豐富而細膩的觀察，也可以瞭解到這位作者怎樣處理小說創作與現實的關係。《行路難》的寫實筆法有著作者強烈的感受，除了香港特有的平民化語言，有些故事還在香港平凡家庭的溫馨中滲進一點新意(如〈剝皮豬、豆腐龜與發瘟雞〉、〈一啖砂糖〉)，文筆練達平實，鉅細無遺地刻劃出香港小人物的生活景像，許多故事角色更是作者朋友和真實人物，作者深感必須為他們道出自己的故事。當中的〈笑喪〉是作者的代表作，故事講述一位思想前進的長輩的喪禮，當中可見成熟的敍事技巧和深刻的個人思考。
友人短評: 杜立基
讀起來很在意故事中的女性角度。當然這不是那種按照男性敘述所定型的「女」性的借勢發揮，也不是「女性便是這樣看你拿我怎樣」的故作顛覆。它只是自然地叫讀者走入我城的生活狀態，一種在金錢利益與行政方便的膠葛中故意被遺忘的存在。
杜立基(規劃師)
有容乃大──《行路難》讀後
文:陳文威
(藝發局評論員)
早就有人說，要把小說寫好，便得首先把小說人物的對話寫好。甚麼人說甚麼話，把人物的說話寫好，就是把人物寫好。至於有的小說，只寫景，寫物，完全沒有對話，那是一種試驗，或是要表達某種情態。有的時候，社會變得死寂，人人都好像把說話忘記了似的，事實上卻不是如此，也不是都變了啞巴，況且啞巴也有手語的。有的小說，整篇只有內心獨白，那是一種揭示，一種小說家的手法。
小說能夠存在，能夠找到它的讀者，能夠有所發展，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李維怡說，她的小說不純是社會的鏡像；她的小說，內裏有著自己的觀察、分析與前瞻。這是一種自我要求，並不是說，只有這樣才能把小說寫好。當然，我亦不是在說，李維怡只有這樣才能把小說寫好。
小說作為社會的鏡像，這一點如果能夠做到，也絕不簡單。換一個說法，小說能夠成為社會的忠實反映，是一點也不容易的。我們說，歷史的記錄能有多少可信，有多少是當時的真實，往往是一個問題。史官或記錄歷史的人，有沒有受到政治壓力或政治指派，這是其一；還有，自己對事件的理解有無因距離太近而變形，對此有無或有否足夠的警覺，是為其二；最後，不得不指出的是，揮筆寫歷史的人，有沒掌握上佳的文字，以作準確表達，也是衡量的一個必要的準則。歐陽修在翰林當史官時，也曾跟同僚說過文字的重要；既要概括，又要精確，你寫一千字，我寫一百字，卻比你的更為說得清楚而沒有偏離，誰是高手，不言而喻。
細細分析起來，把人物的語言寫好也是得面對不少問題的，相信李維怡亦花了不少工夫。人們說的是方言，小說卻要普及，在跳出地方以外也能行能走，當中是否存在翻繹的階段，該怎樣拿揑？就如《行路難》裏，面臨重建的居民，他們進入了小說，所說的話和出自他們口中的話是否應該無異？後者，所涉的正是鏡像的問題。
我們很容易看到的是，人物進入小說的同時，他們的說話是否一併進入，要看是能否在小說所容許的時空裏生動地表述相關的社會事件。就如李維怡筆下，那個重建區，一個思維已經退化、本已遷離的老婆婆卻每天都重回那個老區，話也說不清楚了，也許連老街坊都認不出來了，卻就愛在那兒閒逛，還在勾留的坊眾也輪著接待她，善待她。這麼一個人物，是不是成了典型，較「真身」更能說明問題，更能說明歷史上的一個局部，而這個局部又能夠透析歷史呢？
李維怡有著這樣的一個能力。她首先是熟悉筆下的人物，熟悉筆下的社區，首先只有這樣，才可以信手拈來。有的小說家，筆下眾多人物都一如己出，這較諸信手拈來又高了一籌。李維怡也是有著這樣的一個能力的。
有的時候，有的人物，乍看起來好像在說一大堆廢話，但只要如實地把那些說話都視如珍寶地記錄下來，便是很好的小說，起碼是很好的小說環節。這是不是小說家的運氣？不是的，小說家和一般人一樣，運氣好的時候是有的，卻是不易碰上；同樣地，小說家和一般人一樣，只有不斷地努力，絕不放棄，總會和好運氣邂逅，得到獎賞。一如沙裏淘金，總是有人會成為那樣的物主的。旁人與其羨慕，毋寧繼續做事。守株待兔，有人成功，不等如那是第幾個之後便到你的這麼一個必然。
香港到處泛著欲念，不少人都追逐著名利的「電兔」，在這麼一個勢態下，李維怡甘於平淡，甚至不急於出版自己的集子，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明白，她的小說為甚麼總有著較大的容量，有著較大的思考空間。李維怡是一個參予者，一個觀察者，更是一個思考者。我說過，在一個名利與物欲泛濫的年代，更需要思考者。李維怡會不會是小說的羅丹？
行路難，那應是由於一步一思考，只有想好了才走下一步的緣故。李維怡的作品，不是信手而得，全是思想的結晶。讀她的小說，不時會眼前一亮，那是由於，她的思考以某種小說的形式跑了出來，成為了具象，讓我們觸摸，讓我們嘴嚼，或者是，讓我們擁抱。
那是一個精神。
2009年9月7日
香港電台[開卷樂]:訪李維怡談《行路難》
訪 李 維 怡 談 《 行 路 難 》
本 集 主 持 ： 羅 貴 祥 、 鄭 曦 暉(2009年9月26日)
嘉 賓 ： 李 維 怡
介 紹 書 籍 ： 《 行 路 難 》
出 版 社 ： Kubrick
錄音: http://www.rthk.org.hk/rthk/radio2/bookview/20090926.html
[自由的滋味]其歌
親愛的朋友 請告訴我
當我說自由 你會想什麼
是大海的蔚藍
還是她的咆哮
是落花的飛揚
還是植根的燦爛
親愛的爸媽 請告訴我
當我說自由 你會想什麼
是鋼鐵的煉成
還是高溫的灼痛
是在孤獨的大海
追逐不明的夢想
親愛的愛人 請告訴我
當我說自由 你會想什麼
生命燃燒後
剩下白色的灰燼
是你裂開的胸口
滴下送我的薔薇
親愛的夢想 請告訴我
當我說自由 你會想什麼
高山後不會有
更美麗的地方
自由唯一的代價
就是自由
是彼岸的花火
還是海市蜃樓
是面前的鐵欄
還是鏡子裡的倒影
日與夜相隨
永不復尋獲
始有了追隨
所以
我們才有了大地
離去的朋友 思念的人
當我說自由 你會想什麼
失去了你 我也失去了
與你綁在一起
掙開枷鎖的體會
如何用小說減輕這個世界的重量~與張歷君對談 (三)
問:張歷君
答:李維怡
問：你快將出版的小說集《行路難》，收入了你過往十年內創作的絕大部份中短篇小說。除了個別篇章外，集子裡的大部份小說都採用現實主義的小說形式。說故事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為何偏偏選擇接近現實主義的小說形式？你又是如何理解現實主義的？
答：寫時無特別想過，不過，除了其中有兩篇是接近寓言和神話類的故事，其他的故事的確是較接近一般理解為「現實主義」的形式罷。
我還是關心那個我從小關心的問題：「這個世界怎樣才可以好一點呢？」無論魯迅有關阿Q、狂人和祥林嫂的故事，還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俄國作家筆下窮人與富人，還有歐．享利和曼斯菲爾德的諷刺短篇、奧威爾的政治諷刺、卡夫卡的詭異故事、馬奎斯的魔幻寫實小說等等等等，都是對整體文化與政治的批判。一個文化之所以得以維繫，是所有人共同支撐才有可能能的，如果這個文化具壓迫性，則我們沒一個人是「局外人」，沒一個人可以「免責」。那，「怎樣可以好一點呢？」
在《行路難》裡，我的視角較多地聚焦在邊緣社群的生活空間上，尤其聚焦在那些不同程度地抵抗當權者或主流體制的人身上。社會上對這些人的紀錄太少，就算有也只是很粗暴的分類：他們不是被說成「聖人」（如甘浩望神父），就是「怪人」（如一些出來示威又口齒不伶俐的街坊），再不然就是吃飽無事做、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的好事之徒（如在皇后碼頭留守到最後的青年們），更慘的是被定性為「暴徒」的人（如六七年被形容為「暴徒」的工人）。
我選用這種有別於主流論述對現實生活進行描畫的寫法，是希望呈現一些具體的社會和個人歷史，讓大家看到這些人都是普通人，同大家一樣會為兩餐、住屋、家庭而煩惱。而他們抵抗體制、抵抗主流，都是事出有因。記憶和歷史，是「我為何是現在這個我」及「這個世界為何是現今的樣子」的緣由，關係到「哪些人能獲得權力和資源分配？」，也關係到這些分配是否符合一些基本的「平等、自由、博愛」的原則。叛逆刻板印象，我們才有可能締造對世界的新視角。
對我來說，不只是我有話要說，而是還有很多人有話要說。但這些有話要說的人，卻絕大部份仍未掌握到我現在所掌握的表述和傳播資源。雖然我所掌握的，相對於政府和大商業機構（包括大眾傳媒），根本微不足道，但正因為只掌握到這一點點，就更不該佔用當中一切。因此，寫作時，我便得在心中騰出很多空間，去聆聽和觀察現實環境條件以及許多不同的生命情調。這意味著在某程度上克制自己的主觀願望，但又得在對現實的描述中尋找可資發展「另類社會想像」的資源。這些都需要對環境條件的描寫和舖排，結果寫出來，便是一些接近「現實主義」範疇的東西了。換言之，某種形式是會為某種內容提供較佳的「零件」的，而「現實主義」則比較適合我要處理的內容。
有時候，整體現實的荒謬和斷裂狀態，需要用幅度較大的方法去表達。在這種情況下，我有兩個個人的難處：一是實際社會參與的時間讓我很難坐下來寫長篇現實主義小說去表達較大幅度的問題；二就是當使用接近現實主義的方式書寫，雖然人物是虛構的，但於我而言，仍是張三李四何七處借來的眼耳口鼻和故事，我無法對他們太殘忍。同時，我也認為，在現實主義對強權與被壓抑者的描寫之中，是應該嘗試想像可能好一點的出路及其必須附帶的條件細節。然而，現實還是殘忍的，這非一個世代的人可以改變，所以，我們仍必須面對和了解其殘忍的內核。這時，寓言和神話故事的形式因為能夠容納意象高度集中的象徵物，有助於以一較簡單的方法去表達我對現實世界的結構性殘忍的觀察。因此，在上述意義裡，我還是會把這類作品劃歸為「現實主義」的作品。
可以說，「現實主義」於我，不只是一種寫作手法，更是我當下決定與世界保持的關係──一種不將「個體／私人」與「集體／公共」涇渭分明的世界觀。這也是我對佛家「無所住」的其中一個理解；用西方的學術語言說來，就是 「開放共同體」的想像；用基督教傳統的語言，就是「愛」。換言之，我所運用的這種「現實主義」的形式，是屬於我生活裡的「神聖世界」的範疇──在純粹的 「自我」與「體制」以外的範疇。在這個範疇裡，輕省與沉重，不過是一體之兩面──別忘了，帕爾修斯在解決蛇髮女妖美杜莎後，還得天天把她的頭放在貼身皮囊裡背負著呢！
(全文完, 原刊於《字花》第二十期)
